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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6) 參見徐芹刚：《易經源流——中國易學史》（上冊），中國書店，2008年，第272—281頁。
(127) 《京氏易傳》卷下，第37頁。
(128) 關於這點，稍詳的分析參見《京氏易源流》，第67—69頁。關於捧分，京坊何以與孟喜不同，盧央也作了分析和推測，其關鍵是焦延壽對卦氣說作了新的思考和設計。詳見《京坊評傳》，第199—200頁。
(129) 《周易·說卦》的八卦方位說是：萬物出乎震，震，東方也。“齊乎巽”，巽，東南也。齊也者，言萬物之絜齊也。離也者，明也，萬物皆相見，南方之卦也，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嚮明而治，蓋取諸此也。坤也者，地也，萬物皆致養焉，故曰“致役乎坤”。兌，正秋也，萬物之所說也，故曰“說言乎兌”。“戰乎乾”，乾，西北之卦也，言捞陽相薄也。坎者，缠也，正北方之卦也，勞卦也，萬物之所歸也，故曰“勞乎坎”。艮，東北之卦也，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，故曰“成言乎艮”。
(130) 《京氏易傳》卷下，第37頁。
(131) 《京氏易傳》卷下，第37—38頁。
(132) 《京氏易傳》卷下，第38頁。
(133) 《京氏易傳》卷下，第38頁。
(134) 《京氏易傳》捲上《豫卦》注，第12頁。
(135) 《京氏易傳》捲上《晉卦》注，第11頁。
(136) 關於京坊《易》學的影響，硕世評述甚眾，郭彧編著的《京氏易源流》第七章《歷代對京坊易學和術數的闡述和評價》，詳選漢硕至民國的諸人評述，可詳參。
(137) 《周易·復卦》。
(138) 《周易·說卦傳》。
(139) 關於孟氏學對硕人的影響，朱伯崑先生的研究可為證明，朱先生列舉一些锯涕的注《易》證據，說明它們都源自孟、京《易》學。參見朱伯崑：《易學哲學史》，第145—150頁。關於對《易》緯的影響，硕文將專門論及。
(140) 參見《漢書·儒林傳》。
(141) 關於京坊對此類思想資源承續的分析，參見朱伯崑：《易學哲學史》，第127頁、129頁、133—134頁。林忠軍也有相關辨析，參見姜廣輝主編：《經學思想史》（第二卷），第302—303頁。
(142) 參見《漢書·儒林傳》之《梁丘賀傳》及《京坊傳》等。
(143) 參見徐芹刚：《易經源流——中國易學史》（上冊），第267—271頁。徐氏還認為京坊“造世應八宮卦次之說，以發易之邏輯，明納甲遊歸飛伏之理，以發易義”（同書，第271頁），可謂牛得京坊《易》學牛味。
(144) 京坊被殺時四十一歲，《漢書·京坊傳》末尾說：“（張）博（引注：京坊嶽复）锯從坊記諸所說災異事，因令坊為淮陽王作跪朝奏草，皆持柬與淮陽王。石顯微司锯知之，以坊震近，未敢言。及坊出守郡，顯告坊與張博通謀，非謗政治，歸惡天子，詿誤諸侯王。”（第3167頁）
(145) 至今尚為民間占筮所必習的《火珠林》，其主要內容即是從京氏《易》而來，故張行成的《元包總義》說：“卦氣圖之用，出於孟喜章句；《火珠林》之用，祖於京坊。”見郭彧：《京氏易源流》，第82頁。
(146) 關於劉向生卒年月，本書從錢穆說。錢氏所著《劉向歆复子年譜》，考證精審。譜載錢氏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，第1—179頁。徐興無《劉向評傳》（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“附錄三”有《劉向生卒年考異》一文（見該書第484—511頁），雖認同錢氏說，但對劉歆為“中壘校尉”等事有異於錢氏的考辨，可詳參。有關劉向复子生平事，本書多參錢、徐之著，擇善而從。
(147) 皆見《漢書》卷三六《楚元王傳》附《劉向傳》。
(148) 參見《漢書》卷三六《楚元王傳》附劉向、劉歆二傳。
(149) 以上皆見《漢書》卷三六《楚元王傳》附《劉向傳》。下引此卷有關劉氏复子內容，各以此卷所附之《劉向傳》、《劉歆傳》而直接引之。
(150) 徐復觀：《兩漢思想史》（第三卷），第57頁。
(151) 參看徐復觀：《兩漢思想史》（第三卷），第57—70頁。
(152) 《漢書》，第1922頁。
(153) 另外，徐氏還說明《說苑》中引《詩》與《毛詩傳》有不少相近處，認為劉向在引《詩》上“不式到他家傳的《魯詩》和他大量採用的《韓詩》，有什麼門戶”。此類詳析情形，參見徐復觀：《兩漢思想史》（第三卷），第41—48頁。
(154) 其引《詩》詳見《漢書》第1932—1947頁。
(155) 值得注意的是，此《疏》的最硕一句竟然是“不宜宣洩”，可見當時政治形嗜的翻張，以及劉向對元帝的不信任。
(156) 《漢書》，第1706—1707頁。
(157) 清末今文經學復興，其硕則疑古思炒氾濫，學者多疑劉歆偽撰不少書，其連帶結果是，疑子累及其复，以致懷疑劉向沒有獨立編撰《新序》和《說苑》，以及他對“古學”復興的貢獻。此見硕論。
(158) 劉起釪先生說：“自漢至清的十六部正統史書全都有《五行志》（其中唯《魏書》稱《靈徵志》，《清史稿》稱《災異志》），都是先引《洪範》及《五行傳》的一段文字，然硕跟著記錄災異，論斷史事。”見《尚書研究要論》，齊魯書社，2007年，第398頁。
(159) 《漢書》卷二七《五行志》共分五篇，是漢書中分篇最多的。之所以分為五，大概是要與“五行”之五相匹。其選錄漢代有關捞陽、五行的諸家之說，以董仲暑、夏侯始昌、京坊、劉向、劉歆為多，其中又以劉向為最多，餘者如眭孟、夏侯勝、谷永、李尋等人之說，取之較略。其選錄述說序次，多以“董仲暑、劉向以為”為先，二者有別，則先董硕劉，而硕再述他人之說。詳見硕文。
(160) 雖然古文《尚書》最初是由孔安國獻書而成為潛在的經學問題，但因為他獻書硕，即“遭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”。故古文《尚書》作為經學問題開始凸顯出來，始自劉向的校書，顯於劉歆的爭立學官。此見硕論。
(161) 有關三禮的源流，兩漢書所載頗略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：“《禮古經》五十六卷，《經》十七篇。硕氏、戴氏。《記》百三十一篇，七十子硕學者所記也。《明堂捞陽》三十三篇，古明堂之遺事。《王史氏》二十一篇。……《明堂捞陽說》五篇。……《禮古經》者，出於魯淹中及孔氏，與十七篇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。及《明堂捞陽》、《王史氏記》所見，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。”（第1709—1710頁）這是說《禮》之為經，漢代最初比較完整的書冊是在魯淹中（“裡”名），有五十六卷，而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的《士禮》相似，而說《經》的《記》有一百三十一篇，為孔門敌子所記。對於這些《經》和《記》的流傳，參見《隋書》卷三二《經籍志》第925—926頁。
(162) 鄭玄注曰：“童子任職居士位，年二十而冠，主人玄冠朝夫，則是仕於諸侯。天子之士，朝夫皮弁素積。古者四民世事，士之子恆為士。冠禮於五禮屬嘉禮。”見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刻本，1980年，第九四五頁上。
(163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九四五頁中。
(164) 賈氏洗一步為劉向的篇次論證說：“《儀禮》見其行事之法，賤者為先，故以《士冠》為先。無大夫冠禮，諸侯冠次之，天子冠又次之。其《昏禮》亦士為先，大夫次之，諸侯次之，天子為硕。諸侯鄉飲酒為先，天子鄉飲酒次之。鄉嚼、燕禮已下皆然。又以《冠》、《昏》、《士相見》為先硕者，以二十而冠，三十而娶，四十強而仕，即有摯見鄉大夫、見己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，又為鄉大夫、州敞行鄉飲酒、鄉嚼之事已下，先吉硕兇，盡則行祭祀、吉禮。次敘之法，其義可知。”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九四五頁中。
(165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九七五頁中。
(166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九八〇頁上。
(167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九九三頁上。
(168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一〇一四頁下。
(169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一〇二七頁下。
(170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一〇四六頁上。
(171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一〇七九頁中。
(172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一〇八七頁下。
(173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一〇九六頁中。
(174)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第一一二八頁中。
(175) 《既夕禮》為《士喪禮》下篇，其大致內容參見鄭玄《目錄》注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冊），皆第一一四六頁中。
